首先，两者的主观方面不同。

    合同诈骗犯罪的行为人主观故意产生的时间有着不同于普通诈骗罪的特殊之处：合同诈骗故意产生的时间既可能是行为人实施行为的最初，也可能产生在其他合法行为进行的过程中。换句话说，可以是行为人在签订合同之初就已经产生了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也可以是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使行为人萌生了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故意。后一种情况是合同诈骗犯罪尤为突出的一个特征，并且其表现方式和手段多种多样，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对侦查取证的要求极为细致、严格;

    普通诈骗犯罪的犯罪故意均产生于行为之初，其犯罪的临界点都发生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诈骗手段实施之前。也就是说行为人往往是在产生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犯罪故意之后，才进一步地通过种种诈骗手段将本身的意图付诸于实施。这与合同诈骗前一种情况有着相似之处。

    其次，从行为人作案时所利用的合同这一客观表现形式来做一下区分。

    合同诈骗与普通诈骗行为人作案时客观表现形式的差别关键在于是否利用合同进行了诈骗。

    虽然说所有利用合同进行的诈骗不可能都定性为合同诈骗。

    但是，不容置疑所有合同诈骗都是利用合同进行的，而且合同诈骗中所涉及的合同必须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的客观存在。合同诈骗行为人在进行诈骗行为时，必须与受害人之间有一个真实的合同协议内容存在，且不管这其中诈骗一方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成分有多大。该合同恰恰是诈骗犯罪的有力佐证。

    另外，合同诈骗犯罪中的合同，本文认为从其侵害的客体性质并结合立法目的来看应当是指双务有偿合同。就单务合同、无偿合同和赠与合同、自然人之间的无偿借贷合同、无偿保管合同等，产生的诈骗行为应归属于普通诈骗之列。即行为人虽然使用了一定的合同形式，但该合同在当时的条件、环境下，不具有规范、影响市场行为的性质。就好比行为人写下借条(合同)。骗取对方一定数额的金钱后挥霍一空而不予偿还或者说外逃的，就不可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归结起来讲，行为人必须利用了能够体现各种市场交易行为的合同进行诈骗，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特征。

    最后，合同诈骗与普通诈骗的又一区别即犯罪主体，合同诈骗的犯罪主体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单位。而普通诈骗的犯罪主体只能是自然人。不包括单位。

    综上所述，我们在判定行为人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究竟应定性为合同诈骗还是普通诈骗的时候，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先看行为主体，凡主体是单位的，就不可能是普通诈骗;再看合同的性质，涉案合同属双务有偿合同的，定合同诈骗，行为人单方面伪造合同或者是单务、无偿合同的定普通诈骗;最后，看行为人诈骗的主观故意产生时间，合同诈骗行为人产生诈骗的故意可以是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普通诈骗则不能。